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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如柏，汉族，江西省上饶市人，国际考古学暨历史语言学学会高级研究员、理事。1957年毕业于中南大学（原中南矿冶学院），后进入成都理工大学（原成都地质学院）从事矿物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直至退休。工作期间，共发表有关矿物学、地球化学论文近100篇，曾于1986年首次在世界上命名了独立的矿物种Ertixiite(83-42)，为国际矿物学协会（IMA）接受（承认）而被载入矿物学百科全书。
上世纪80年代初，一次偶然机会，接触到了三星堆玉器，意识到要用矿物学的方法去鉴定古玉器的矿物成份及其名称，从而确定其产出地方，进而揭露出其中蕴藏的远古文化信息。于1995年发表了《中国古代的玉石之路》一文，1998年发表了《四川省的龙溪玉》，1999年美国《GIA》用英文转载了该文。2001年发表了《广汉三星堆玉器材料的初步探》论文。
2004年首次提出：用次生矿物（Secondary Mineral）的方法去确定古玉器的次生变化（Secondary Change），于2006年发表了《用高科技方法鉴定古玉的次生变化》一文。2009年，在香港出版了《三星堆玉器上的古蜀文字》一书（共三册）。
2007年12月在成都接受香港大公报记者采访，2008年3月7日36版，该报用套红标题《三星堆玉器改写中国历史——古蜀文化或为中华文明之源》进行报导。随后，新华社、四川日报也跟进做了相关报导。
摘 要：大量的佛像出现在四川广汉古蜀国的玉器上（玉璧、玉牙璋、玉镯等）、象牙上、以及重约数十公斤、额头上相嵌（粘）有宝石的水晶佛头上等等，说明在当时古蜀国佛教流行规模之大，信教人之多可想而知。起源于中国的佛教传入印度后，经过古印度人（可能含中国古羌族人）加工整理逐渐形成系统的佛教理论，沉睡近2000年之后，由印度传至中亚地区各国，再传到中国汉代西域各国，最后回流到中国内地，这就是佛教的倒流现象。
关键词：佛教；广汉古蜀国；四川
一、前言
在2022年，我们发表了《论佛教实物及载体在四川广汉古蜀国的发现——对佛教起源的新思考》一文，引起了学术界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们又收集了一些资料与实物，对佛教的起源再次进行探讨。
有学者曾经说过，“历史学的生命在于（阐明历史的）真相和真知，而不是假相和无知”；
“研究古文字，就不能只看到（不止于）殷商甲骨文；研究中华文明不能止于夏、商、周；研究中华文化，不能止于老子、孔子，是中华文化孕育了老子，孔子，而不是老子，孔子创立于中华文化”。
图2 雕刻佛座像的玉牙璋左图为全貌，右图为顶部放大 牙璋长69cm
科学研究一定要有创新，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创新的发现史。所谓创新，就是敢于研究前人从未研究过的东西（学术课题）。但是，研究者一定要亲自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或实物），只有这样，写出的
才能有说服力，而不能一味地从文献到文献（当然，引用文献也是应该的）地空谈阔论，更不能凭空地想象推论。
在已知的一切有关佛教的书籍中，无论中国的、外国的都是千篇一律地宣传说：“释迦牟尼是佛教的‘创始人’（引号是我们加的）”。释迦牟尼简称为“佛祖”或“佛陀”。在很多文献中都说：佛祖是从他母亲摩耶（Mahāmāyā）夫人的左手窝生出来的，生出来之后，就会走路，共走了7步，一步一朵莲花，走了七步，而后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等等。
季羡林（2006）在《季羡林谈佛》一书中，一针见血地说：“……至于佛经中说，
佛陀遇到老人、死人、病人的故事，在最原始的佛典里都是没有的，可能是后来和尚们认为，没有这些就不能说明佛祖出家的原因，因而是编造出来的”。就现在所知，文献中对释迦牟尼的出生年月与死亡年月都众说纷纭，不过就大致的年份来讲，释迦牟尼与中国春秋时代的孔子是同一时代的人物，这是无疑的，他们的年龄差距不会很远，释迦牟尼大致在世生活了80年。而孔子生活了73年（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
图3 双面玉人，一面是古蜀国的正常的人面像（左）， 一面是有发结的古蜀国的僧人（佛教徒）的人面像
“天竺”一词出现在我国东汉时期的文献中，那么至迟在东汉以前，印度的商人有少部分就有可能沿着古代的商道到成都定居或做贸易，否则成都不可能出现“小天竺”的街名。
二、古印度情况简介
据《中亚文明史，卷Ⅱ》资料，“在B.C.3000年，原始印度人是从位于咸海与里海之间的东欧大草原向西南迁移，他们的主体到达和穿越马尔吉那与Bactria并在犍陀罗地区建立了自己的文化。”
“印度”一名
东方”的表述，这说明佛教不是印度本土的东西，是典型的舶来品，如同中国人认为，基督教是外来的，非本土（中国）的，所以不管传教士如何花力气宣传它，中国人就是不信基督教（当然也有少数人信它），所以，基督教在中国不流行，而佛教是中国本土的东西，是它的“娘家”，所以佛教在中国十分流行，这是符合客观情况的。
三、中国远古时代早有对佛的认知和印度文化中可能的中国元素
在《明佛论》中，记载了夏禹时代有一位曾辅佐禹处理朝政的人，此人叫伯益，他是中国古代知佛最早的人，他也很可能是中国古书《山海经》
一组十二生肖与佛像组合在一起的玉器。上右是佛像底部的十二生肖之一的“羊”，每尊都有古文字与佛像图
伯益确有其人，查《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叙述：“伯益：中国上古帝王颛顼（颛顼是黄帝的孙子——本文
注）的后代，大业娶女所生，名大费，也作伯翳、柏翳。相传辅佐大禹冶水有功，被舜赏之，妻以姚姓之女赐姓赢氏而命名为虞。禹即位后，举伯为禹的继承人，禹死后，伯让位于禹之子启”。
查《中国姓氏大全》[6]一书，确有伯姓，其中叙述如下：“春秋时期，晋国有大夫伯宗，楚国有太宰相伯州犁，
（1）相传为古代嬴姓祖先伯益（亦作大翳，又称大费）的后代，（2）商朝末年，孤竹君长子伯夷（墨胎氏）的后代”。故现代社会上姓伯的人，可能都是伯益的后代。
文献中说：“伯益知（道）佛，是中国自古以来知（道）佛的各种传说中最早的一种传说”。此后，在周昭王、周穆王时代也有
佛事活动的记载。
宗炳的《明佛论》引《弘明集》卷二中记载：“伯益述《山经》：天毒（西汉时文献中称印度为天毒）之国，偎人而爰人”（此处的“爰”可能是“爱”之误——本文
注，下同），（晋）郭璞解释：“古谓天毒即天竺，浮屠（即佛）所兴，偎人之义，亦如来大慈之训矣。因亦闻于三五之世矣”。又在《山海经·海内经》中记载：“东海之内，北海之隅，有国名曰朝鲜（可能不是指现今的朝鲜），天毒，其人水居，偎人爱之”。前述的“浮屠”是梵文“Buddha”，译音即是指佛，“天毒”可能是“身毒”的误读，其梵文为“Sindha”，其原意即为“印度”，是由古梵文而来，所谓“三五之世”即指我国古代的三皇五帝时代。
图8 僧人在诵经、奏乐、拜佛（上）和拿“琴”演奏（下）
由此可见，
“佛”的概念，远在夏代及其以前，就已在中国古人心目中存在，最早文字记载的是伯益。其实，《山海经》一书，是记录了自远古到春秋战国以前的古人所见所闻的传说，后人把这些传说故事汇编而成的。其
可能远非一人所能完成，该书是一部集体作品，最终是某一个人再串编起来，集成一部著作，流传至今。书中所提及的一些怪异的动物，可能都是遗传基因发生变异的结果。
前已叙及，佛教“创始人”（引号是
加的）的释迦牟尼与我国春秋时代的孔子是同一时代的人物，而佛教早在我国的五帝（黄帝、颛琐、帝喾、帝尧、帝舜）以前就存在了。《华阳国志·蜀志》中，开头一句是：“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皇帝……”。此处的“人皇”即指“伏羲”。可见，古蜀国的历史及其文物（玉器、青铜器等），与伏羲、皇帝有关，在古蜀国玉器上曾发现了伏羲氏的风姓（H）字样和“丝”字，“佛”字，故而可以肯定，在远古，“丝”与“佛”早就结下了不解之缘。
研究《宗教史》、《魏晋南北朝史》的专家们都应听说过（或看过）有《明佛论》一书，该书中提到的伯益知佛的论述都未曾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因为在宗教史研究中，学者们都可能有一种固定的、传统的观点，即认为；佛教是外来的（即由印度传入），这就把佛教的起源做了“结论”，故此在《明佛论》中纵然有
中国古代（在夏、商、周以前）早有佛教（当时可能不叫佛教，是一种宗教活动）存在，也认为这是中国古人伪造的传说，而加以排斥。这样一来，就把一个正确的东西（指佛教）被错误的观点所否定了。研究者是根据自己的立场来对古史材料的取舍做出不该做出的误判，故而信史就变成了“伪史”了。在文献[7]中的
就犯了这种不该犯的错误。现今我们发现了大量的有关佛教起源于中国四川的证据，就应该要像足球起源于中国和樱花也起源于中国那样，把佛教起源于中国的发话权拿回来。一旦这个观点（佛教起源于中国的观点）获得认可，将会产生深远影响，有学者说，甚至会改写世界史！
为了进一步说明佛教不是起源于印度，我们再提供有关资料供专家参考。
古蜀国的庞大乐队在奏乐，有笛、箫、筝、竖琴等等，有座在莲花上的，有跪着.右图是在弹奏竖琴
另据美国遗传学者J.H.Ge
运用DNA技术测定，即基因考古学（Ge
这是一座高××公分，宽××公分，重××公斤的水晶佛像，胸部浮刻有右旋的“卐”，佛座在莲花上
时至今日，印度文化中“龙”的影子随处可见，除上述提及的梵文Naga（龙）以外，例如梵文的“龙军”（Nagasena），“大龙”（与中国远古龙王相对应），“龙宫”（与《西游记》中的东海龙宫相对应），“龙树”（Nagariuna），此梵文又译为“龙猛”等等。
在佛经中的“Bhiksu”译为“比丘”，相当于中国的“和尚”；“Bhiksum”译为“比丘尼”，相当于中国的“尼姑”（西方的“修女”）；“Upsaka”译为“优婆萨”，相当于中国的“善男”；“Upasika”，译为“优婆萨卡”，相当于中国的“信女”。这样，中国佛教中的“和尚”，“尼姑”，“善男”，“信女”的称呼完全对应于印度的古梵文意思。在印度有一个总管众神的神称为“阎摩”（yama），中国人叫“阎罗王”（简称“阎王”），在《西游记》就有叙述。
中国远古文化中的十二生肖，在佛教《大集经》中有描述，其中与印度的十二神相对应。
我们在古蜀国玉器上看到，古蜀国人在祭祀时，头上戴的帽子边缘就刻划有“卐”或“卍”符号。
在印度的Mobenju-Daro古遗址中，发现有三只眼和拿三叉戟（Trisule）的神，这与中国小说《封神榜》中的拿三叉戟有三只眼的杨戬何其相似？此外，在印度古文化中有Linga（男根）崇拜（三星堆有大量性崇拜玉器发现）和母神崇拜（与我国红山文化的那个大肚子的“中国母亲”一样）。这些在中国远古文化中早就已经出现了。
己又创造了贵霜文，佛教在贵霜王朝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在当时的犍陀罗（今巴斯基坦白沙瓦地区）与克什米尔成了佛教中心。公元前二年，“博士第子景庐，受大月氏王口授《浮屠经》，这是到中国内地最早来的和尚，此人正是大月氏人”。有学者认为，大月氏人是古羌人的后代。
四、实物描述
为了使学术界认识并了解古蜀国的远古文化与佛教的渊源关系，除了我们在文献公布的有关实物照片外，现在我们再公布一些典型的具有代表性的实物照片，供研究佛教的专家参考。
图11 彝文中出现的右旋卐与左旋[卍]（上）[9] 和西藏苯教的教徽卍（见亚洲新闻周刊，2022.6
一把玉牙璋，其形状与常见牙璋一样，所不同的是，在此牙璋的顶端分叉处，雕凿一个双腿盘座在莲花上的和尚（佛教徒），右手五指拼拢，垂直向上指天，左手手心上放置了一只器物，人物神采奕奕，双目炯炯有神，整个牙璋长69cm（其中，和尚高13cm），分叉处宽12cm，下部柄处宽9.8cm，厚度约0.3cm，其材料为透闪石玉，即龙溪玉。
牙璋乃古人祭天之用，为何在其分叉之处雕凿了一个盘腿座在莲花上的和尚（佛教徒）呢？足见牙璋在古蜀国除了祭天、祭地、祭祖先外，其另一种功能可能是祭佛，若如此，则古蜀国佛教之流行可见一斑，当时人们对佛教的虔诚与崇敬之情可想而知。
一件双面人玉头，其十分稀奇之处是：一面是头上有发结的古蜀国僧人，这说明古蜀国当时有信佛教的佛教徒（僧人），他们把头发梳成发结以似与一般古蜀国人有别。另一面是普通的古蜀国人，头戴“V”字形帽。这件玉器充分说明，当时古蜀国的佛教十分盛行，信佛教人众多，他们和睦相处，共同生活在一个和睦、友好的大家庭里。
民间收藏与佛教有关的古蜀玉器
一组盘腿而座的佛像（和尚）与十二生肖、古文字组合的玉器，每尊佛像均座在莲花上，他们背后那个“板”与人是一个整体，但形状不同，每尊佛像的莲花侧面浮雕一种动物（十二生肖中的一种），每尊佛像的后背“板”上阴刻了一个佛像头，手中各拿了不同的饰物（如，净水瓶，元宝，太阳轮等等），“板”的背后两边有数量不一的古文字（均未标出）。
用阿富汗产出的著名青金石（Lazurite）矿区Badakhsan所产生的青金石矿物凿雕而成的佛像。重750克，高15.5cm，宽7.0cm，平均厚度2.5cm，这种矿物的化学式是(Na, Ca)8Si6Al6O24[(SO4), S, Cl(OH)]2。Badakhsan（巴迏赫尚）矿区位于阿富汗的兴都库什山东部的柯尔奇河流域地区。该地是佛教向中亚传播的重要节点地，此件青金石佛像出现在四川古蜀国，充分说明，当时佛教交流的长期性与影响力所及。
此外，在古蜀国，还发现了用水晶雕凿而成的佛像头，共发现×个，其重量从14.01kg~32.44kg不等，高度从38~48cm不等，共有二种类型。
类型Ⅰ，头上有发结的，与四川乐山大佛的头部十分相似，每尊水晶佛像头上的发结数目不同，从80~180个不等，每个发结的直径大小从1.0~3.2cm不等。
类型Ⅱ，佛像的头发辫成“山”字形，即分成三到四束头发，从额前凸向头顶，再由头顶与后脑勺向上梳理头发组成一体，然后用黄金做成一个大发篐做成“皇冠”状（类似凤凰卫视的选美冠军载的标志）饰物，把头发固定篐起来，使之不会脱落，在其上相嵌（粘）了宝石。佛教文献中的观音菩萨的发型可能都是由此类发型演变而来。
现将此二种类型水晶头各择一种描述如下：
一尊水晶佛像头，重22.91kg，高48cm，与文献中公布的释迦牟尼头像和四川乐山大佛头像基本一致。此水晶佛像头的发结约128个，每个发结直径为1.2~1.5cm不等，其头顶大发结直径约8cm左右，比较此水晶佛像头与乐山大佛（唐朝）的佛像头和文献上的释迦牟尼头像，由此可以看出，此水晶佛像头远早于乐山大佛佛像头与佛教文献中的释迦牟尼头像出现的时间，故而可以肯定，世界上此种类型的佛像头原产地在四川古蜀国无疑。
民间收藏与佛教有关的古蜀玉器
“山”字型水晶佛像头，重14.04kg，高48cm，佛像胸前相嵌（粘）有13颗不同颜色的宝石，水平方向成弧形排列有九颗宝石，中间向下有二颗宝石，左、右各一颗宝石，这些宝石直径平均为0.3cm，额头的一颗红色宝石直径为0.5cm，冠状上的紫色宝石为椭圆状，长轴2cm，短轴为0.8cm，佛像头发先梳成条状，从前额经头顶与后脑勺的头发组合起来，编成“山”字形，再用相嵌（粘）有宝石的黄金发篐固定起来。由此可见，目前流行在颁奖大会上的冠军皇冠饰物，在远古的古蜀国就出现了。
一位双腿盘座在莲花上的奏乐的僧人，他手中拿着类似于“月琴”的乐器。此乃是一个庞大的乐队在演奏的僧人之一。这个乐队中有吹类似于“排箫”的乐器。我们还在一件庆丰收的情景玉画版中，见有吹笛子的、吹箫的、吹锁呐的等等。
一组在吹奏乐器的古蜀国乐队，其中有弹竖琴的、吹锁呐的、吹笛的、吹排箫的等等，有的座在莲花上，有的跪在地上，这是否是在做法事时古蜀国僧人在奏乐呢？由此看来，中国的音乐史、乐器史是否要改写呢？
一尊高××厘米，宽××厘米，重约××公斤的水晶佛像，佛像座在莲花上，盘腿而座，右手五指拼齐，指向天空，左手中托上一只净水瓶，口中念念有词，后面的“大屏幕”光芒四射，佛像头上有发结。
四川彝族文字中出现的左旋（卍）与右旋的（卐）的符号，右图中的卍是雍仲笨教的教徽。
五、佛教的倒流——再回到中国
已故的国学大师季羡林说，他研究佛教五十余年，发现了佛教的倒流现象，他的佛教倒流的公式是：印度（佛教起源）——（传向）中国——（再传回）印度，即佛教起源于印度。
民间收藏与佛教有关的古蜀玉器
为了阐明佛教的回流，我们必须明确几个基本概念。
1）中亚的概念
中亚”（Central Asia）,即是指亚洲中部，此名由来已久，曾称之为“高地”。中亚“一词最早为德国地理学家洪堡（Ａ.Von.Humbolde）提出。现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中亚地区包括有：阿富汉、中国西部高原、印度北部、伊朗东北部、蒙古高原、巴基斯坦以及前苏联诸中亚共和国境内各个地区范围之部分地区（参见C-78ICONF, 636/3，巴黎，1979年2月12日文献）。
2）西域的概念
在文献中，所谓西域应当包括有大西域与小西域之分，前者包括了今天的与新疆接壤的克什米尔、帕米尔、葱岭等地（还包括前苏联中亚各国的部份地区），后者是专指我国新疆境内的汉朝所称之为的西域三十六国而言。
3）与佛教传播的中亚、西域主要国家简介
a）康居国，又称康国，即今之乌兹别克斯坦的Samarrand（撤马尔汉）地区，在《史记》、《汉书》、《魏略》等中称康居，《新唐书》称康国，其疆域范围大致包括：塔什干（Tashkend）以北，今吉尔吉斯坦西南部和塔吉克斯的北部的部份地区，最南部可能与中国古代大月氏国所管辖的华氏城（今瓦尔拉巴德）为界，还包括了郅支城（今吉尔吉斯坦的奥什市地区）。其都城位于Afrasiah或Kasansh。
民间收藏与佛教有关的古蜀玉器
b）安息国：（Partava）为古波斯语，在中世纪的波斯语中，将Partava改称为Partu。在《希腊古地誌》中写为Parthyaca，在梵语中写为Pahlava。另一名Bokhara,在《汉书》中译为安息，《隋书》译为安国，《新唐书》译为安国或捕豁，或捕喝。
据《中国大百科全书 卷4》资料，安息国又称帕提亚国（Parthian Empire）是公元前247－公元前224年伊朗古代王国，其位置相当于现今伊朗的呼罗珊（省）地区，东部与阿富汉接壤，公元前二世纪，一个游牧民族迁至帕提亚，与当地土著民众融合之后，经过发展建成了一个王朝，汉文称之为安息国，西方文献称为帕提亚王朝，该王朝东北与康居和大月氏（即今之土库曼斯坦）相接壤。
该国王子安清（即后来人们称之的皈入佛门安世清高僧），曾来洛阳译佛经。
c) 大月氏（Indoscythe）[12]，是公元前二世纪以前居住在我国西北地区的古代民族，在《史记》、《汉书》、《魏书》均称作大月氏，后因战争原因，大月氏迁往西部中亚地区的现今伊塞克湖地区，在Ｂ.Ｃ.139－Ｂ.Ｃ.129年间，乌孙袭击大月氏迫使大月氏被迫南迁至达阿姆河北岸，公元前一世纪大月氏征服了大夏（中亚古国）建立了强大的（印度）贵霸王朝。
d) 西汉时期西域都护府诸国名称：
西域都护府包括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全部，东到敦煌，南与西藏自治区接壤，北到今天的塔城，西南部到帕米尔，西到今天的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坦东部的广大地域，包括有大宛国、乌孙国、于阗国、龟兹国、鄯善国、车师国、焉耆国等等，这些小国都各自有自已的语言。
至于东汉时期的西域都护府所管辖的范围，与东汉的西域都护府的管辖范围基本一致，故而历史上总称为西域三十六国。
4）佛教的回流及其路线
民间收藏与佛教有关的古蜀玉器
为了进一步阐明佛教的传播路线是从中亚经西域传入中国内地，请看下列史料。
在阿富汉的罕撤（Hunza）有很多佛教遗址，此处是佛教徒与商人来往于中亚必经之地。在巴米扬（Bamiyang）有巨大的佛像（现已被破坏），此佛像可与中国四川乐山的佛像相比，在一个叫做吉尔吉特地方，有一座佛塔，其中有用梵文写的佛教图书，在喀布尔地区的Teperuaranjan发现有佛教寺庙。
在乌兹别克斯坦的Surkhan Darg地区，发现了有印度贵霜王朝的钱币，陶器，其上有佛像头。在Darakhcha-Tepe地方发现有佛（神）殿，在其他地方发现了佛教建筑群，其中有供僧团（Sangha）念经的大厅。
在土库曼斯坦的一个叫做谋夫地方的佛塔里发现了用梵文书写在桦树皮上的佛教（经）手抄本。
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楚（chū）河流域的Krasonrechensk（克拉桑雷琴斯克）的佛教遗址中，有用梵文抄写的经书。
此外，在巴基斯坦、克什米尔及查谟地区均有佛教寺庙遗址被发现[15]。
当佛教在中亚地区传播开来之后，随着商贸活动的不断发展，佛教徒与商人往来频繁。佛教的思想理念由中亚向东传入西域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在西域与中亚各国接壤的康居国、安息国、于阗国、楼兰国、龟兹（唸求与慈）国等等，最先接触佛教。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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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从语言学上来讲，佛教进入我国汉代的西域各国之后，这些小国家也用本国的语言把梵文的经书翻译成本国语言以便于佛教传播。例如：梵文“Buddha”一词，汉文译为“佛”，“佛陀”，“浮屠”等等。
Buddha 龟兹文 pud或pud
Buddha 康居文 pwty, pwtty
Buddha 安息文 bwt, but
Buddha 大夏文 bodo, boddo, buodo[17]等等。
可见，佛教传入中亚、西域之后，为了传播佛经，由梵文转译为本国文字进行传播、宣传这是十分正常的。然而，也有直接从梵文译为汉文的，例如鸠摩罗什翻译的《浮屠经》是直接从梵文译出的。
晋朝的法显和尚和唐朝的玄奘和尚所谓的去“西天取经”，其实是去印度进行佛教实地考察（法显）和进行佛教学术交流（玄奘），他们二人早在国内本身就有较高深的佛教知识，玄奘在印度讲经受到了印度僧人的热烈欢迎。
法显与玄奘去印度是从我国新疆地区沿佛教回传之路逆向而行到达印度的，不过法显后来从印度南下，经锡兰回国（广州），而玄奘仍然由陆路回国（长安）。
在印度，佛教不是它的国教，所以佛教在印度人的心目中是舶来品，这是不争的事实！在佛经中就有“佛
东方”，“佛祖是黄皮肤的黄种人”的记载。所有的佛经可能都不是佛祖所写的，都是后人（和尚）假借他的口气来写的。所以佛经中开头都有“如是我闻”字样。
例如，《佛说长寿灭罪护诸童子陀罗尼经》（罽宾国沙门佛陀波利奉诏译）开头一句是：“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耆崛山中，……”。
《佛说阿弥陀经》（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开头一句是：“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
《佛说无量寿经》（曹魏天竺三藏康曾译），开头一句，“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耆 崛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俱……”。
“如是我闻”，是第三人称，是否可以理解，佛经都是后人“听”佛祖说的，但在编写佛经时，佛祖早已故去，因而推断佛经是后人假借佛祖的平台来写的，可能绝非佛祖本人所为。但是，也有的佛经开头没有“如是我闻”字样。
写佛经的人是否有中国人或中国血统的外国人（古羌人）？如果有，佛经是否也有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内容呢？值得专家们去探究。
我们认为：正如一位德高望重的专家所说，对待科学研究，要有“弱德持恒不回首”的精神。
我们还应当指出，在古蜀国还出土有一定数量的天珠，其上有古文字与佛像，这是否说明，佛与天珠有关系呢？据一位藏族活佛告知，在佛教典藉中，天珠被称为“如来宝”，别名叫“桑培罗布”，在《五部遗训》一书中，也提及了天珠，在适当的时候，我们将另文讨论此问题。
当一件新生事物出现在人们面前时，学者们总是拿过去所学的那一点点知识来进行判断，是肯定或是否定这件新生事物，这是十分正常的，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时，有多少人出来反对他，哥伯尼提出“日心说”时，甚至被判绞刑，今天我们提出“佛教源于中国论”，有人质疑是正常的，在今天，那些质疑新生事物的学者们，数十年前你们想到了在今天会有手机吗？有洗衣机吗？有互联
在今天，可能有极少数学者还未看过或听说过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的《中国科技史》的这部巨著。西方学者J.A.戈尔诺的“所有文明都
白种人”的荒缪论点必须底批判。这种论点蕴藏了政治目的。
“中国文化西来说”的错误论点，必须要在我们头脑中清除掉，实际上，是“西方文化东来说”，有的高科技的理念在古蜀国的玉器或青铜上就有表现，只是不被人们认识罢了，中国有的学者不去仔细研究中国老祖宗遗留下的东西，而一味地跟着别人走，甚至否定自己老祖宗的东西，我们是否还要做启蒙性的工作呢？
六、结语
本文是纯粹的学术讨论，只讨论佛教的起源，不涉及佛教的理论、体系、分类等，更不涉及其他宗教。
本文内容乃我们在学习过程中的体会，文中不妥之处，请国内外专家们匡正。韩愈（唐）在讲到老师的作用时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所谓“学问”，就是应该去“学”，而后去“问”，这里所谓的问，是救教诸方。对于非佛教专业的我们来说，本文又是一篇抛砖引玉之作，是问的继续，诚心的不耻下问也！
